常常如此：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懵懂至极，只能在以后的过程中慢慢知晓命运赋予的深意。比如故乡对于我写作的影响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，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，四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，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，直至两年前又来到北京。迄今为止，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比例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三分之一，都浓缩在二十岁之前。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，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。

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，乡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。或许是有点叛逆，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，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概念，总是试图保持距离，甚至反抗。多年前有评论家曾问我，有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曾有过自己的写作“根据地”，也可称为地缘上的“原乡”，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是情感上的情结，甚或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。他们通常有一个甚或数个精神原点，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。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，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，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？

(资料图)

没有，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。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。还分析原因说，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。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，就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。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。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更强一些，一般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也零碎一些，当然也可能会多元一些。

——但其实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只是彼时不自知。不过没关系，时间会让你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。一是越来越乡土性。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，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，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。二是越来越女性化。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，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角度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，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，可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精神的返程。

如果做个粗略的盘点，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或可算作是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，接下来的几个长篇，《拆楼记》《藏珠记》都有乡土背景，且都是女性角度。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，如《玛丽嘉年华》《给母亲洗澡》等。新世纪以来，城市化进程迅猛，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，有意思的也许应该是“乡村梦”。

最早起意写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是为豫南信阳的一个村子所触动。信阳毗邻湖北，山清水秀，又产茶叶，和河南其他地方很有差异性。这个村子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“美丽宜居村庄示范”名单，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“美丽乡村”首批创建试点乡村。2014年春天，我偶然去村里参加一个活动，当时村民们就已经在自己家里做民宿，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都很有意思，很不同于我记忆中的农民，我很有感觉，当时就写了一些散文。后来我每年都会去那个村子几次，住上一阵子，收集的素材越来越多，可实际开写小说时我却发现状态很不好，虽然写了几十万字，有效字数却非常少。

我琢磨了一下，发现此地因陌生而具备的吸引力，此时又成了我难以打破的障碍。因我的童年、青少年没有在这样的存在里生长过，所以即便做了很多功课，也还是感觉有一层隔膜。这隔膜似薄实厚：长篇小说要求内部这口气必须贯通，也特别考验写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，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、人情世态。但我到了豫南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，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，也不是多去几次就能贯通得了的。写的时候最关键的这口气贯通不下来，这就很要命。

最熟悉的地方当然还是老家，我就尝试回到老家豫北焦作的乡村体察。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，有一定的陌生感，但这种陌生感容易被打破。结果回到老家之后，果然马上如鱼得水。不得不承认，人情世故真就是一条很牢固的线，自小生于斯长于斯，就很容易进入生活内部，写长篇的这口气突然就通了。

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选择原生的平原村庄作为主体，经过慎重斟酌，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山村，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长期跟踪的点，深入探访寻找想要的东西。山村的自然风景好一些，同时我老家山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，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基本也是同形态的，那就两边并行观察。当然，之前在信阳的积累也没有浪费，很多素材仍可用，且还有意外所得：信阳那个村走得比较靠前，正好可以和老家这边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。而老家这边的村子因为转型刚刚起步，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，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东西，其封闭与开放所引起的冲撞和博弈在人心人情里的震荡更为激烈、丰饶，各种气质杂糅在一起，非常迷人。

但还是很难。贯通这口气只是首先碰到的难，接踵而至的难可谓各种各样。比如对这个当下性题材的认识就很难。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作参考，也因为当下的一切都正在跃动弹跳，难以捕捉。再比如说结构之难。我在小说里设置了多重结构，有心理结构、地理结构、故事结构、时间结构等。心理结构就是以女主人公青萍的心理变化为主线，地理结构则是故事发生地宝水村的文学地理规划，包括它要分几个自然片，哪个片是核心区，核心区里住着哪些人家，谁家和谁家挨着住，以及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，游客来要走什么线路等，都需要反复斟酌。时间结构上，我想写乡村的一年，而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，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：历史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学的、人类学的、植物学的等，这是乡村题材必然具备的。想让切出的这一面足够宽阔和复杂，自然也意味着难。

起名字也颇费琢磨。在《宝水》中，我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象城。老家焦作，另起的名字叫予城。予，人称代词，相当于“我”。《宝水》中的叙事角度，就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。而象和予合在一起，就是豫。据《说文解字》，豫本义是大的象，所谓象之大者。因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。象城，予城，我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小说里的这两个地名。象城，确乎像城，却到底不是纯粹的城，在这农业大省，它还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乡村元素。此象确实大，大如乡村，大如土地。对这大象的了解和表达，我总如盲人，《宝水》的写作便如盲人摸象。但无论如何，也算是在真切地摸着。摸到的每一处，都亲熟如予城的予。而予城所指，就是我的城，我们的城，我们实地的城和我们内心的城。

2020年春节，乔叶和朋友在修武县一斗水村走访

小说里的宝水村属于怀川县。于我的记忆而言，怀的第一要义不是怀抱的怀，而是怀庆府的怀。怀庆府是老家焦作的古称。因为怀庆府，老家所属的豫北平原的别名就叫怀川，又称牛角川，因它由狭至宽呈牛角状。牛角川四季分明，日照充足，地下水充沛，无霜期长，雨量适中，是一块丰腴之地。极有代表性的特产是四大怀药：菊花，牛膝，地黄，山药。尤其山药最负盛名，人称铁棍山药。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也都敝帚自珍地喜欢着。动笔之初就决定让青萍姓地。老原这个原，就是原乡和原心的原。孟胡子全名孟载，孟即是梦。大英要姓刘，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。杨镇长的绰号叫“烩面”，像河南这样的地方，像郑州这样的城市，也确实是最合适吃烩面的。吃着烩面你就会知道，也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会有这样的吃食：那种倔强的香，笨拙的香，筋道的香。九奶叫迎春，姓何。青萍奶奶必须叫王玉兰，因为我的奶奶就叫王玉兰啊。

至于语言，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了最适合它的语言调性：语言主体必须来自民间大地。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的方言。近几年里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，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。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，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。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，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文本。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，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“敲”，宠爱孩子是“娇”。有句俗语是“该娇娇，该敲敲”，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，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。但直接用过去，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。因此我琢磨一下，改为“该娇就娇，该敲就敲”，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，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。

此外还需要学习辨析山村风物，体察村里人在农民和生意人的身份中如何腾挪，也需要对乡村诸多关系重新梳理和审视：村民间的邻里关系，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，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，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，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关系等，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，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。当然，障碍里也尽是宝藏，就看挖矿的人有没有力气，手艺又如何。对这些难，除了耐心去面对，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我真就是一个笨人，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。无数次痛恨自己笨拙，也嘲笑自己自讨苦吃。然而，等到终于定稿成书，却顾所来径，也还是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，很值得。

（作者：乔叶，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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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：《文学里念故乡 | 乔叶：精神原乡的返程（有赠书）》